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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2023-11-27
今天给各位分享豫湘桂战役,百万国军为什么会一溃千里 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蒋为什么停战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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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根本就没有坚持十年,甚至连五年都不到!
事实上,真正的东北抗联在1936年年初才经过最终整合并宣告成立,但到了四年后的1940年,抗联在东北的战斗已经基本进入尾声,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们熟悉的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在同一时间段,抗日联军的残余人马被迫撤往苏联,东北一带几乎已经没有了抗日武装力量。
可即便是这支活跃了四年之久的抗日联军,它的存在感其实也不是很高,因为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在这片面积达近百万平方公里的东三省地域里,活跃在这一带的抗联武装的人数始终没有超过三万。尽管抗日联军最巅峰的时段,抗联拥有号称11个军,但由于人数太过于寒碜,每个军的实际人马不过两三千人,以至于抗联武装出现了一个奇葩的状态:
1、十几个人的队伍,就敢对外号称一个连。明明只有100多人,撑死整编成一个连,但这个连却对外号称一个团。
2、1938年6月,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率部叛变,作为昔日的抗日悍将,他的投降让日寇欣喜若狂。可当双方接洽的时候,抗联第一师的状态却让日军大跌眼镜,全师竟然只有115人。后经询问才得知,抗联第一师最巅峰的时期,全师也只有300多人,而这还是东北抗联的主力部队。
但东北抗联从始到终都如此低潮,这也并非不能理解,因为在东北抗联最终成立之前,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已经蒙受了巨大损失。
1931年918事变,20多万东北军被迫撤入关内,在日军的侵袭下,东三省境内逃亡关内的百姓更是数以百万计。
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成立,尽管这只是东北境内抗日武装力量的统称,且大家都是各自为战,但这支力量仍然有高达30万之众。但由于他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关东军,由于各自为战且装备不足,他们也无力拧成一股拳头。经过一年的激战,大部分的抗日义勇军均遭到日军的镇压。
从1933年到1936年,东北境内仍然有数目不少的抗日武装纷纷兴起,并且对日寇进行了顽强的反击,但在日军的强力围剿下,这些武装最终纷纷失利。也就是在东北抗日武装逐渐进入低潮的一刻,东北抗联正式建立,但在东北军逃亡关内、不愿当亡国奴的百姓纷纷涌入关内、积极留在东北抗击日寇的抗日武装纷纷被消灭的背景下,东北抗联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处于实力不足的状态。
事实上,在918事变之后,杨靖宇赵一曼等人就已经在东北秘密筹建抗日武装,但由于此时地下党在东北的铺设太过于薄弱,且大量抗日武装提前暴露并没有与我们取得关联,在前面五年的时间,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北的存在感并不高,直到其他武装纷纷被消灭后,我们才成为最后的中流砥柱。
但也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众多抗日力量没有整合到一起,当大家以轮流的形式与准备得当且训练有素的日军进行对抗时,被逐个击破的自然是我们。
但也正因为有了当年的教训,1945年重新进入东北的我们才有了充足的准备。
抗战刚刚结束,我们就从山东根据地和晋察冀等地区调拨11万八路军武装进入东北,光是初期抵达东北的武装力量,就已经接近当年东北抗联四倍的武装。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会在东北建立更大的根据地和力量,在派遣11万八路军的同时,我们更从众多根据地中调遣两万多名干部,这支13万的人马浩浩荡荡的进入了东北。
由于这支先遣队拥有两万名干部,这也就意味着,有着这些基干的带领,我们可以迅速的在东北扩建武装力量。所以某些输不起的人,不要把八路军在东北的扩张说成是苏联遗留下了众多武器,也不要说日本人在逃走前丢弃了更多的武器。参考八年的抗战,从四万多人扩充到100多万人的八路军,难道只会从地上捡枪吗?
这两万多精英的存在,才是当地八路军在三年内由13万人扩建到103万人,并组成了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战军的基础!
1937年的淞沪会战,国民政府70万野战陆军,最终不敌约30万鬼子兵;1938年徐州会战第二阶段,李宗仁50多万大军差点被20多万日军包了饺子;同年的武汉会战,老蒋亲自指挥的110万大军,还是被不到30万日军击败,武汉沦陷。而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本人更是出动了史无前例的50万大军,只有对比一下才知道危险。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豫湘桂战役”是国民政府一方的称谓,日本人的战役代号是“一号作战”,被东京参谋本部称为“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日军纠集了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等侵华日军主力,还从关东军调来的大批增援部队,地面兵力达到了历次战役的峰值,仅就兵力对比而言,其实客观来说,百万国军也是必败之局。
日本人内部又称此次战役为“纵贯大陆交通线作战”,也就是要打通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再到华中、从湖南经广西最终进入越南的铁路交通线。因为太平洋战场的水上运输线已被美军基本封锁,位于越南西贡的“南方军”司令部饿得快不行了,迫切需要补给渠道。而海军已经没有力量翻盘了,于是日本人无奈之下,认为陆军还能打打,所以选择了打通陆地交通线。
在这条准备打通的漫长的铁路线上,黄河以南的河南省(豫)大部,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蒋鼎文第一战区司令部就设在洛阳。岳阳附近新墙河以南的湖南省(湘)大部,也在薛岳的控制之下,第九战区长官部位于长沙。而广西(桂)当时更是抗战的大后方,第四战区长官部所在,这都是日本人想打通铁路线,而必须新增的攻取之地,现在明白“豫湘桂战役”的名字由来了吧?
所以豫湘桂战役的战场范围非常巨大,其中河南段的战事又被称为“豫中会战”,湖南段的战事又被称为“长衡会战”,而广西段的战事则被称为“桂柳会战”,一次战役涵盖三场大型会战,规模可想而知。按理说,日本人到了1944年已经是强弩之末,就算国军最终失利,也不应该败得太惨,结果呢?除了方先觉守衡阳有一抹亮色外,余皆一败涂地。
(方先觉)
日军出动的兵力超过50万人,新建了14个混成旅团和8个野战补充队,战马10万匹及汽车1500辆,按照当时的中日战力比,没有个150万以上的军队应战,重庆一方都很难守住上述地区,但问题是,可以打败仗,却不应该败得如此之惨!豫湘桂战役的惨败,是老蒋都没有料到的事情,更让美国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军队大失所望,间接催生了《雅尔塔密约》的签定和苏军后来出兵东北,其军事和政治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已经得到了一定美援和美械的国军,为什么败得如此之惨呢?除了兵力上的对比之外,归结起来还有四大原因:
第一,国军高层的战略误判非常严重。
战争进入到1944年以后,日本法西斯的败象已露,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几近崩溃,上自老蒋下至各战区司令长官,都不认为日本人还有力量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在日本人紧锣密鼓酝酿“一号作战”的1944年3月间,老蒋还跑到衡山呆了两周多,期间召开了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没有研究任何日军可能发动攻势的议题,而是部署1944年的部队调整、换装和局部反攻事宜。
在老蒋等人看来,日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抗战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比如第一战区蒋鼎文,换掉卫立煌之后整整两年都没有进行认真备战,加之跟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内斗不止,所以黄河河防形同虚设,甚至连日军留在南岸的一个桥头堡(两个大队的兵力)都懒得清除,因此当日军于4月份发动突袭时,37天连丢38城,真的是一溃千里。包括之前表现还好的薛岳,也不太认为日军还敢再取长沙,第九战区的应战准备也比较差,遂有长沙的迅速沦陷。
“天炉战法”早就被日本人琢磨透了,再加上横山勇第11军兵力充足,所以薛岳肯定要走麦城。
(汤恩伯)
第二,国军内部腐败和“等胜利”的思想非常严重。
从1939年以后,日军并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级进攻行动,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等,都属于“短切突击”的扫荡式作战,也就是重创国军部队、破坏所到区域后,打了就跑。尤其是1942年以后,这种态势更加平常,所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进入到深水区后,既然没有大仗可打,各战区部队驻防相对比较稳定,腐败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省边区总指挥的汤恩伯,本来抗战初期打得还可以,然而后面几年从军人沦为了政客,每天研究怎么攀龙附凤和扩充军队,手下的兵力从一个集团军扩充到四个,战斗力却反而下降了。尤其是纵兵殃民,使“水、旱、蝗、汤”成为了河南四大灾害,所以当日军大举杀来时,汤恩伯的四个集团军迅速崩溃,他和蒋鼎文也被双双撤职,老蒋只能以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率兵东进阻遏日军兵叩潼关。
其实第九战区也好不到哪里去,薛岳兼着湖南省主席,吏治很是腐败钱也没少捞,甚至还有了脱离重庆拥兵自重的念头,这都不是空穴来风。
(张发奎)
第三,重庆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日趋尖锐。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老蒋与白崇禧的关系上面,集中爆发在桂柳会战期间,当时两广地区归张发奎的第四战区指挥,广西境内既有中央军、也有粤军和桂军,然而广西地方当局和桂军,又只听白崇禧的命令,无论是张发奎还是老蒋都指挥不动。日本投降已是定局,桂系也在拼命保存实力,尽管方先觉死守衡阳给广西争取了47天的备战时间,然而当日军攻进全州以后,桂柳会战仍然打得乱七八糟。
国军还有另外一个顽疾,那就是“各扫门前雪”,各战区从来不会积极主动配合其他战区的作战,因此豫湘桂战役开打后,第一、第四、第九战区仓促应战,本来就只有招架之功。而且由于日军抽调兵力用于主要战场,其他防区的兵力已被稀释到最低程度,可惜的是,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均没有做出有力配合,奉命出动进行牵制性作战时,也是出工不出力,没能从河南、湖南和广西战场上调回一个日本兵。
1944年的国民政府军,尽管坐拥600万以上的军事人员,但是从骨子里透着一股腐朽,这是由老蒋的独裁和任人唯亲所决定的。
第四,重庆军委会也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队。
在如此规模巨大的会战中,统帅部是必须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战略预备队的,以便在战役进行中随时加强到危险地段,然而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老蒋很不情愿地下达了滇西反攻的命令,这样,大部分换装美械和半美械的精锐,都去滇西和缅北作战了。其中包括卫立煌的20多万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昆明警备部队、以及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部队,这就使重庆方面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拿不出来有力预备队,比如为了阻止日军在贵州的推进,不得不从遥远的第一战区、第六战区甚至第八战区抽兵救援。
同时,老蒋还不愿意抽调胡宗南的主力南来,胡部当时已经得到了相当美械,并且河防压力大大减轻,但是老蒋不肯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那怕西南非常危急,这一点连美国顾问都看不下去了。而没有生力军的投入,河南、湖南和广西的战场,就只能以原有的兵力维持作战(大约是120万人,三大战区各有约40万的兵力),那么损失一部分就少一部分,最终使战局不可收拾。
豫湘桂战役从1944年4月中旬爆发至1945年1月为止,八个多月时间里国军损兵50余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中小城市,七个大型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用“一溃前里”来形容并不过分。并且如此的惨败发生在日本投降的前夕,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和愤怒不已,也难怪老蒋后来三年就败亡大陆。
因为日本人的这次攻势被称为“回光反照式的一次行动”,被快死的人给揍趴下了,怎么能说不丢人呢?一声叹息。
谢邀。侵略与扩张的一方,巳谋幻成熟,野心巳定。在侵略的进程中,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得心应手的,也有极惨的。纵深直入,还是有成就感的。成就感同战争的惨烈,搅剧在一块。最后,只有死战到底,头脑已被冲昏。
战争中使用白旗源于遠古,当时白色旗帜代表要求休战进行谈判,而不是投降。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渐渐的把战争中打出白旗舉动认为是投降。正因如此,举白旗成为国际通用的投降标志,更是《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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