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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司马迁的思想是什么
2. 司马迁是怎么知道三皇五帝的
3. 司马迁的理想是什么
4. 千古两司马的文学常识

司马迁的思想是什么

司马迁哲学思想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即“变”的观点。司马迁把物质生产和交换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发展趋势，他在《货殖列传》中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欲望动力说”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确属不易。

《史记》中反映了反天道、反鬼神的朴素的唯物思想。这种朴素的唯物思想，表现为对阴阳五行及神仙方士等种种邪说的批判。司马迁在《封禅书》里通篇记述了李少君、神君、文成、五利、公孙卿等一群骗子的无耻表演，对于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的种种愚蠢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如，李少君自称通晓不死之术，但“居久之，李少君病死”。被汉武帝封为文成将军的少翁，“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这简直就是一篇方土现形记。司马迁“太史公曰”中说：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刀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封禅书》是司马迁集中向鬼神迷信及方术之士宣战的一篇檄文。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他不相信那些迷信的谣传。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说：“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指出了巫术的害人。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十分宝贵的。司马迁朴素的唯物思想，表现在他对天道的怀疑和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他在《伯夷列传》中说：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什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内，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竞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往，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由伯夷、叔齐的遭遇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敬天观念提出了怀疑。用生动的事实说明，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是靠不住的。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只是怀疑天命的话，在其他篇里则是直接公开地表明了他反对天命的态度。司马迁在《蒙恬列传》里记述蒙恬临死前的一段话：

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蒙恬把自己的罪责归于“绝地脉”，因而有罪于天。可见天命论对他的影响之深。司马迁却不同意蒙恬的看法，在传后的“太史公曰”说：

吾造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为矣。夫秦之初灭诸候，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在司马迁看来，蒙恬之罪根本不是“绝地脉”，与天命无关，而是因为他不考虑百姓的疾苦，一味地邀大兴土木之功。司马迁反对天命论的思想。司马迁在《天官书》中也提出了对天人感应的怀疑。他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怪物，以合时应，其文图籍吉祥不法。”

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像我国古代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都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源不是某种精神实体，也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由于物质世界本身的原因。司马迁在《乐书》中还这样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这完全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看出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是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

在《史记》中所反映十分丰富，是我国第一位在历史著作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学者。司马迁在经济思想方面颇多建树。

一，强调人类对物质利益的依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对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阐述得已十分清楚，在道德观念和物质财富之中，物质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它是道德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则是受物质利益制约的。

二，肯定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进取精神。司马迁把追求物质利益看作是由人的天性所致。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说：

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履，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客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阝亢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铢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开，肯定了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司马迁敢说实话，揭示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实质与动因。但他把剥削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显然是形而上学，并不足取。

三，赞同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不干涉政策。司马迁赞同汉初的“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开放政策。认为汉初之所以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繁荣局面，是因为实行了开放政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还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对策归纳为：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因之”是上策，“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是中策，“与之争”是下策。所谓“因之”，即依据经济发展的趋势，听其自然，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他在《平准书》中叙述了“因之”政策：“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与之争”的政策被司马迁视为“最下者”，这是针对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平准等抑商政策而发的议论。至于“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都是指对经济活动给予一定的制约和干预。

主张放任政策在《货殖列传》中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做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是主张政府不必以行政命令干预经济活动的。他列举了各地的丰富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由农、虞、工、商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反对政府“发微”这一强制政策；他认为，每个人只要“任其能，竭其力”，即可满足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因此，政府也不必干涉民间的经济活动；他认为不必统一物价。此处物价低，商人自然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他还认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像水一样从高处往低处流，日夜不停，“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所以，他认为这种政策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

四，反对秦朝以来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

在秦代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把商人视为罪犯一类。汉承秦制，也把商人作为贱民对待。汉初规定商人另立户籍，称为市籍。对商人采取各种形式的人身污辱，如不准穿丝绸衣服，不准乘车骑马，不准携带武器，不准购买土地，不准做官等规定，违者严惩。汉武帝时代，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和禁榷制度。没收商人的财产，给商人以严重打击。在社会上一片贱商的声浪中，司马迁却慧眼独具，清楚地看到了商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毅然为商人立传，大力歌颂他们的聪明才智。

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把商业同工业、农业、虞业相提并论。他还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对繁荣经济的作用。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赞扬了计然的商业理论，并说由于勾践实行了计然的这一措施，从而使越国取得了“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的效果。他把商人称为“贤人”，还要让后世人学习他们的致富经验，这就足以说明商人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在《货殖列传》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他借计然的口说出了经商要有预见性，要具有战略眼光。资金运用，流转不息。计然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所谓“无息币”、“货勿留”、“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是指要加强资金货币的周转。“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是说要看准行情的起落。“无敢居贵”是说不要要价太高，那样会使货物滞销，反而影响资金的周转。

司马迁在叙述范蠡在佐越灭吴后，弃官经商，曾“三致千金”。他的发家时说：“朱公（即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司马迁在写齐国大商人刀闲时，强调了他致富的原因是敢于用人，说：“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司马迁在这段叙述里，对刀闲知人善任的经商之道大加赞扬。

司马迁对大商人白圭的“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做法十分赏识。他在《货殖列传》中引述自圭的一段精彩论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从事商业活动，既要有勇，又要有谋。有了智谋，才能乐观时变；有了勇敢精神，才能当机立断。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叙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锤。此皆诚壹之所致。”司马迁列举了卖油、卖浆、修理刀剑、卖熟肉、兽医等行业，这些从事薄技微业者，都可以致富。其致富的原因是，他们都在经商中能做到“诚壹”，深入钻研一种业务，有一技之长。出奇制胜，发财致富。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阐述了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远见卓识，从而证明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经济思想家。

司马迁是怎么知道三皇五帝的

司马迁看的史书是非常多的，他也看过不少真实的史料。有几个证据可以证明。

一、秦始皇并未烧光所有书。“焚书坑儒”只是李斯的一个建议，究竟这个建议是不是被秦始皇采纳了，我们现在其实并不完全肯定。而且，就算把其它国家的史书给烧了，秦国的史书是保存下来了的。而秦国当年在史书记载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从吕不韦把很多读书人找来，编写《吕氏春秋》就可以看出来。同时，李斯只是建议烧掉诸侯国的史书，在诸侯国之前的，记载西周、商朝、夏朝，以及三皇五帝时期的史书，并没有烧。而且，很有可能只是烧掉了民间的史书，朝廷中的史书并没有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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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萧何抢救了秦宫中的典籍。史料上只是说项羽烧了阿旁宫，并没有说他烧咸阳的其它宫殿。再说了，在刘邦打进咸阳的时候，萧何已经把这些史料都抢救下来了。所以，就算项羽焚烧的不只是阿旁宫，还包括咸阳的其它宫殿，也没有烧书。

三、司马迁能读到皇家所有典籍。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其出生了史官世家。虽然是不是出生于史官世家，还有不少争论。不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确确实实是汉朝的太史令。他的工作，就是为国家修史。当司马迁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就已经是太史令了，这样的条件，让司马迁能够读到皇室的所有典籍。所以，司马迁所掌握的史料，肯定是那时候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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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马迁曾游历全国收集史料。司马谈不但让司马迁读了皇宫中可能读到的所有书，而且还让他去全国游历。司马迁去全国游历，他至少有三方面的收获。

一是他了解到了历史上所发生事件的地理面貌。古代和现在不同，现在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很难感受了在这块土地上历史事件的原貌。但是古代的地理地貌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因此，司马迁能够体会那些历史事件的所有场景和面貌。这让他在写的时候，具有足够的真实性。

二是司马迁在这次游历中，获得了许多流传于民间的各种史料。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把民间所有的书都烧光，有非常多的人把那些书偷藏了起来。有不少人知识分子跑去当隐士，同时藏起了那些史料典籍。教张良兵法的那个黄石公，就是这样的一个隐士。而司马迁在游历全国中，有不少这样的收获。

三是司马迁收集了不少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也许并不是以文字的方式记载下来的，但是并不表明它就没有史料价值。实际上，民间往往更能够听到真实的声音。司马迁通过这些真实的声音，印证史料，他得到的结果更有说服力。

五、司马迁曾拜一流的学者为师。司马迁曾拜过董仲舒、孔安国这样的一流学者为师。他不但从这些学者那里获得了不少有用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他树立起了一种正确的史学价值观。这种史学价值观，让他在进行史学创作的时候，能够努力追求“微言大义”，表达对国家兴亡更替最正能量的理解。

这种理解，也为后世所有的史官所接受和推崇。所以，尽管司马迁生活在三千年后，尽管他能获得的信息，并不是很完善。但是，他肯定是那个时代，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最多的一个。他所写出的《史记》，也是最接近于历史真实的。

司马迁的理想是什么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身体虽然被强权残酷阉割，但精神却依然坚守独立之人格，思想依然在顽强地自由翱翔，最终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完成了被称为中国历史文化“千古绝唱”的《史记》。司马迁对当时知识者的社会地位，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报任安书》中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认为朝中掌管文献史籍、天文历法者，不但与占卜祭祝者相近，且类于歌舞杂技艺人，都是皇上蓄养的被玩弄者，分析入木三分。数千年中的大多数知识者，在专制淫威之下，虽然身体没有被阉割，但其灵魂与人格已被阉割，精神与思想被奴才化。然而司马迁作为御用史官，却能在受到极端凌辱之后写出个性鲜明的作品，可称千古一人。他那豪放生动能通古今之变的文笔，那独立不羁而成一家之言的史诗，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光彩夺目的亮点。

他把农民起义领袖写成《陈涉世家》，与诸侯贵族同一等级，对起义者充满了同情，肯定了他们推翻暴秦统治的首功。又把与高祖刘邦争天下而失败的项羽，放入皇帝等级的“本纪”，且列在刘邦之前，突出其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为失败者唱起悲壮之歌。对打下江山的汉高祖刘邦的描写，许多方面可谓实录，早年像“二流子”，打天下后仍旧习不改，时显流氓无赖相，并不一味歌颂，使一个阴险、诡诈、猜忌和常耍权术的帝王栩栩如生。在描述当朝皇帝的《孝武本纪》中，也能秉笔直书如实记载，批判汉武帝在封禅祭天、巫蛊迷信方面的愚蠢和昏聩，指出大规模对匈奴战争非但建功不深，穷兵黩武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和灾难。《酷吏列传》更是将当时司法统治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

《史记》最华彩的乐章是《货殖列传》，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私营工商业老板大唱赞歌，理直气壮地褒扬市场经济的成功者，指出工商业经济的重要社会地位，肯定个人经商致富的非凡价值，与当时的统治理念及其施政纲领大唱对台戏，实在是不同凡响。

首先，在专制统治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背景下，司马迁坚持农、工、商平等的理念，指出农、工、商、虞（矿）四者，都是民衣食之源。认为工商业的发展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谈到山东“邹、鲁”诸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变中，“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的曹邴氏起到了榜样的作用，私营工商阶层的劳动给社会带来崭新的面貌和深层的活力，非常欣赏工商致富者的能力与成就，极大地改变着旧的传统价值观念。

其次，司马迁不回避求“利”追“富”的人性要求，认为它正当合理，鼓励人们的“利”、“富”欲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利”和“富”是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提出各行业一般应有百分之二以上的盈利，“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即盈利不到百分之二的，就不是我所说的生财行业。鼓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谈到“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贫富差异不是争夺、赠送等手段的结果，而全在经营者的聪明和愚笨。“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用反问的口气赞扬聪明勤劳的致富者，尊崇成功的私营工商业者，巨富者可比“素封”的王者！间接批判了儒家“君子不言利”的虚伪性。

再者，反对官府经营工商业与民争利，更反对统治者对工商业的野蛮掠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要求统治者对市场经济持因势利导的无为政策，指出与民争利的统治者是最下作的。认为应靠勤劳致富，“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把靠爵邑俸禄致富的贵族、官僚同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并列而谈，可见司马迁对靠权势“奸富”的贵族官僚的鄙视与痛恨。《史记·平准书》中列举了大量官营工商业的腐败史实，揭露了官商勾结的祸害，更控诉了汉武帝以增加算缗税收和告发瞒漏诸手段，大规模向富裕的工商阶层进行掠夺的罪行，致使“富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而“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造成民间社会的极端贫困。要求统治者在市场经济中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不与民争利诸思想观点，完全符合社会发展之趋势，有其相当的积极意义。

再次，对“治生之术”，即发展产业之道的重视。“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是说无资产者就应该凭力气去赚取，少有资产者应该凭智慧去增值，已经富足者更要把握时机扩大财富。用大量事实告诉人们，工商业者发家致富不仅需要通过辛勤的劳动，还需“必用奇胜”的智慧。如描述当时著名大商人白圭，“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而且“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用计谋办法，也俭省节约，且抓住时机，故能有所成就。市场机制的特点是平等竞争，鼓励人们努力向上，优胜劣汰。指出工商业各种部门，哪怕最底层的行业，只要把握机缘，不辞劳瘁，以智取胜，都能创造出奇迹来。

总之，大力倡导自由市场的商品经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使人们各自发挥出最出色的能力，获得希望得到的回报。商品的价格与供求关系也能自然地得到调节，使人们积极快乐地从业与生活。当然市场经济存在无情竞争，“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致富可以有多种行业与手段，能否成功全看个人的本领，反对用各种不正当手段的“奸”富，要求用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赞叹汉初全国市场形成时的繁荣局面，“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这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理直气壮地将“富国”与“富家”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史记》立专门章节为“货殖”业（工商业）鼓吹，为富商大贾们树碑立传，这在传统中国不但是前无古人，且冒着忤逆统治者的风险，需要超人的眼光与胆略。《货殖列传》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难得一见的好文章，然而有关思想只是发源于黄老道家的一些理念，与西方罗马法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理念与权利意识还存在极大的距离，不懂得如何用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方式去建立商品经济的完备秩序，无法保护已经取得的与市场秩序有关的社会进步，从而上述经济思想不可能发挥出实质性的意义。直到宋、明、清诸代，虽然也出了几个赞赏、倡导商品经济的思想者，如叶适、丘浚、蓝鼎元等人，但上述这一致命的缺憾依旧。在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专制制度的种种羁绊下，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只能徘徊于歧路，而倡导商品经济的思想观点也只有昙花几现。

《史记》中最了不起的一笔，是《伯夷列传》中伯夷与叔齐拦阻周武王伐纣故事中的深刻含义。兄弟俩极力劝阻失败，殷亡周兴，似乎一个万恶的旧政权覆灭了，美好的新朝廷诞生了，而伯夷、叔齐却躲进首阳荒山，义不食周粟，采薇充饥，还放声高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以绝食赴死来抗议这场以暴易暴的战争。《庄子·让王》中也有此段故事的一番论说，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崇尚计谋、依恃武力，用屠杀攻伐来夺取政权，其中已有反对用战争这种革命方式代替暴政的思想。司马迁直接喊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感悟，似乎认识到用暴力取得的政权，也只会用暴力维持，而在暴力统治下的人民，不仅是草芥、蝼蚁，也不能懂得用其他和平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一思想闪光点确实难能可贵，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血腥残酷的历史，人们在胜王败寇这个历史逻辑中互相残杀，刀光剑影而看不到尽头！许多人至今憧憬武力“革命”，而不知“其非”在哪里。

读到司马迁的这些思想，让人肃然起敬。但这样的知识者人数之少，真可谓数千年才出几人。加上人微言轻，而在知识太监化的传统历史洪流中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往往才华被埋没，人生极坎坷，杰出的思想理念很快被传统意识形态的痼疾所淹没。

千古两司马的文学常识

千古两司马指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和司马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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