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满门抄斩,为什么不偷偷跑掉(古代满门抄斩女眷怎么处理)
1259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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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跑掉,但跑了不等于就没事了。
在不少人的概念里,古代通讯技术低下,又没有什么人像识别和DNA检测技术,那些被处以是满门抄斩的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来一个一走了之。
只要在官兵前来抓之前,带上一家老小以及金银细软,跑路至深山老林或者隐姓埋名,甚至浪迹天涯,那绝对是能活下去的。
但实际的情况是,古代被处以满门抄斩的人,很少有逃跑的,大部分都是难逃一死。
那么,为何这些古代的犯人不偷偷跑掉呢?其实很简单,不是犯人们没想过跑路,而是跑了之后,就会相当麻烦。
甚至,比直接受死还要残酷,因此,犯人们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来了解下什么叫做满门抄斩。
满门抄斩,顾名思义,就是在抄没家产的同时,还要将犯人全家集体斩首,这种刑罚,在古代历代王朝中,是最残酷的一种。
另外,在古代时期,满门抄斩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诛族”。
所谓诛族,是指将该犯人的族人全部诛杀,不过,在不同的朝代,对于诛族的具体定义也有所不同。
最早的时候,也就是先秦时期,诛族被称为“夷三族”,这三族包括姥、母、父三族,另外根据史料还有一种说法,是指姥、母父、兄弟这三族。
而在秦朝时,被史料明确记载的“夷三族”者,一个是丞相李斯,另一个则是赵高。
李斯在帮助秦二世胡亥登基后,朝政大权落入了赵高手里,而赵高为了巩固权力,诬陷李斯“谋反”,最终怂恿胡亥将李斯腰斩,并“夷其三族”。
除掉李斯之后,赵高逼迫胡亥自尽,立子婴为帝,结果被子婴反杀,同样也被“夷三族”。
秦朝灭亡后,这个“夷三族”的刑罚却被流传下来,汉代时不少人就尝到了其中滋味,像汉初功勋盖世的大将军韩信,也是被吕后下令“夷三族”而死。
随着朝代的更迭,“夷三族”也逐渐有所发展,涉及的成员从犯人的“三族”上升至“五族”、”七族“,辐射面更广,被处死的人更多。
而最令人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经常在影视剧或者小说里看到的”诛九族“。
这九族的具体成员,普遍认为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按照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将一个家族一网打尽。
由此可见,古代的刑罚制度是多么残酷,一人犯罪,全家遭殃。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更是“发明创造”了一个“诛十族”的说法,当时,建文帝旧臣方孝孺因宁死不愿归顺朱棣,惹得朱棣大怒,当庭下令诛杀方孝孺十族。
“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明实录》
都知道诛九族是包括父、母、妻,那么这第十族又是什么人呢?据记载,当时朱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直接把方孝孺的学生算作一族,拉到刑场斩首。
了解完什么叫做满门抄斩,以及古代的株连刑罚之后,我们回到问题本身,就是这些即将被诛杀的人,也就是犯人的族人,为什么不提前偷偷跑掉?
没有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一个大活人呢?他们之所以不跑,是因为知道跑了还不如不跑。
想偷偷跑掉也不是不可能,但这里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提前得到消息,另一个是贿赂地方官员。
提前得到消息,就是说在被抓之前,通过某种渠道,或者是有事先预感,从而做相应准备,带上家人老小逃走。
但这个前提基本上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古代信息的传递方式了。
古代传递一个信息,主要是依靠遍布全国的驿站,皇帝下达了一道指令后,就会通过驿站,传递到全国各地。
同样的道理,如果某个人被诛九族的命令被下达后,也是通过驿站传递。
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消息被传递到犯人所在的地方之前,是基本上不可能被提前知道的,既然不知道,那就没有逃生的机会。
至于说什么飞鸽传书或者八百里加急之类的方式,且不说犯人有没有使用这个的能力,即便是有,谁又会冒着违背皇帝诏令的风险,去给犯人通风报信呢?
所以,这个前提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另一种是贿赂地方官员,也就是说,在得到被满门抄斩的消息后,花大价钱买通当地官员,从而不对自己进行羁押,这样就能让自己和族人逃出升天。
这种方式可行吗?答案是不可行。
第一,风险太大,第二,一旦这个官员被人检举放走了犯人,那么等待他的将是罢免官职,甚至被处死的结果。
所以,没人会这样做,也不敢这样做。
即使是这两个前提某一个成功,比如提前得到消息,但犯人们依然不会选择偷偷逃走,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
首先,假设一个犯人有机会带着一家老小逃走,那么他至少需要一样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他就会寸步难行。
这个东西在古代叫做”路引“,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行证。
古代时,若是一个人想要远行,路引是一件必须要有的物品,没有路引,可能这个人连附近都去不了。
比如在明朝时,就规定了凡是”离家百里者“,就”须持路引“。
若是没有,那按大明律法,士兵就会被以逃军论处,平民则会被以”私渡关津“论处,每一项可都是大罪。
那么,可不可以办理一个路引呢?可以,就是手续有点繁琐。
还是以明朝为例,如果一个人想办理路引的话,首先需要向所在地的里长和甲长提出申请,等到他们核查无误后,再将申请递到州县进行复核。
并且,这份申请中,需要注明申请者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等信息,同时还要写明为何申请路引,要去往哪里,何时回来等内容。
除了这些基础信息之外,明万历年间,路引还需要注明申请人的父母家人等信息,以方便各地进行查验。
”若州县为远行,照得本州县某百户某人,年若干岁,身长几尺,无须有须,方面亦或瓜子脸,面白或黑或紫等色,有无麻疤“---明万历年间刑部侍郎吕坤设计的路引要求
这样一份信息详尽的路引,单是申请起来就十分麻烦,而那些犯人因为犯罪,也基本上失去了申请路引的可能,所以,在知道没有路引的严重后果后,他们只能选择不逃跑。
除了路引之外,即便是侥幸犯人们侥幸逃了出去,也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第一,犯人也是人,总需要吃饭住宿吧,住宿还好解决,随便一个荒山野岭或者是破庙之类的就能栖身,但吃饭就是一个大问题。
哪怕是你带着金银珠宝,但金银珠宝不能当饭吃,你得拿它来买或者是换食物充饥,但在古代,有句话叫做”十里不同音“,一个陌生的面孔突然出现,很容易被当地人警觉。
而警觉的结果,就是报官,报官之后,就会被抓回来归案。
除非是遇到那些当地的大财主或是有势力的人,得到他们的赏识或者是庇护,这样尚且有可能换来一条生路,但这种事只能是想想,现实中很难遇到。
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早就有对于包庇以及窝藏罪犯的严厉惩处。
古代实行里甲制,每十户为一甲,每百户为一里,里长和甲长相互保识,并对所在地方进行监管,这就组成了古代最基本的行政单位。
如果在当地发现陌生流民隐瞒不报或是窝藏包庇的话,首先包庇之人就会有罪,根据明朝规定,只要是当地发生盗窃案件,无论是不是这个流民所为,那全部归责于此人,并且,对他包庇之人也会连坐。
若是发生更恶性的案件,那么官府第一个要查的,就是包庇流民的人家,届时,各种严酷刑罚就会轮番上阵。
在这种架势之下,没有人敢和官府对着干,所以也就不会包庇罪犯了。
那么,这些被处以满门抄斩的犯人,难道侥幸跑出去之后,就没有一点活路了吗?有倒是有,只是会活得很艰难。
比如,落草为寇,再比如出家当和尚。
但需要注意的是,落草为寇虽说听起来不错,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困难,山贼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不仅要胆大,并且要心狠。
最主要的是,山贼本身就是一群亡命之徒,面对一群被迫逃命的人,尤其是那些带着一家老小,且还有家眷的犯人,他们的第一想法不是收留,而是抢掠。
可能入伙还没达成,就被山贼们吃干抹净了。
而出家当和尚同样也不容易,很多电视剧中,在涉及到一个人犯了重罪后,选择遁入空门就万事大吉,这种情况在古代并不现实。
为什么呢?那些大寺庙,里面的和尚都是有身份证明的,除此之外,要想出家,还需要有度牒,没有度牒,大小寺庙都不敢收留,不然就会引来官兵的围剿。
落草为寇不成,出家当和尚也实现不了,最后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逃到深山老林里离群索居,当一个野人。
但问题是,在深山老林里活着可不容易,豺狼虎豹、蚊虫鼠蚁,每一样都可能会要了人的命。
所以,古代那些被处以满门抄斩的人,即使是有可能跑掉,他们也不会逃走,因为在跑了之后,会遇到各种麻烦,这些麻烦会让他们生不如死,与其那样,还不如一刀来个痛快。
说到两江总督马新贻,就必然想到那件惊天迷案“刺马案”,这个案件还被作为“投名状”的素材拍摄成了电影。这位慈禧太后亲选的心腹大臣两江总督被公然刺杀于大街上,留下了种种疑惑,其中张之万、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咖都牵扯进来,成为清末轰动一时的惊天大案。
晋升之路马新贻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初踏仕途时历任安徽建平知县、合肥知县,为官勤勤恳恳,政绩和口碑都不错。直到咸丰三年(1853年)时,他迎来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当太平军进攻安徽时,淮河南北民众造反,以及盗贼猖獗,时任合肥知县的马新贻虽是文人出身,但整治地方军也有一套本事,合肥守备力量在其治理下,战斗力颇佳,是抗敌平判的有力支撑。于是在咸丰五年(1855年)时,马心贻受命跟随钦差大臣袁甲三进攻庐州巢湖的太平军,马新贻所率部队在此战中击溃了支援巢湖的太平军援军,接着打下盛家桥、三河镇、柘皋,最终攻克庐州全境。马新贻因此一战成名,官升庐州知府。咸丰七年(1857年),马新贻又在舒城击败了捻军和太平军的联合侵扰,因而被吏部记名以道员任用,这个道员就是介于知府与巡抚总督之间的官职,说明朝廷开始将马新贻列为省总督级官员的储备干部。
一年之后,马新贻便顺利晋升为安徽按察使,但也就在此期间,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贬官,原因是陈玉成率太平军攻陷庐州,马新贻不仅兵败,还丢了官印。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在曾经的老领导袁甲三的保举下,马新贻才官复原职。次年,马新贻又在翁同书的举荐下再次入列候补道员。后来袁甲三又向朝廷请求派马新贻赴其大营管理军务。并在同治元年(1862年)时,二人合作再次攻克庐州,不久后他又随唐训平定了苗沛霖叛乱,故而升为安徽布政使。
提领两江同治三年(1864年),马新贻终于步入省级官班行列,受任浙江巡抚,并在浙江调控减免赋税、剿拿海盗、兴建码头、疏通河道、惩治暴力、维护社会治安,获得不错的政绩,因此升任闽浙总督。
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整顿盐业、疏通河工、训练两千五百名精兵强将维护地方治安,在处理安庆教案中顾全大局,替清庭签订《南京协定》,当了一回卖国贼的替罪羊。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去官署西侧箭道校阅士兵操练射箭,结束后步行回官署,途中被伪装告状的张汶祥刺杀,正中要害,第二天不治身亡。
刺马案由于两江总督为朝廷一品大员,马新贻又是慈禧太后钦点接替曾国藩的心腹大臣,遇刺后引起朝廷震动,慈禧太后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彻查此事,由于结果疑点重重,又令刑部尚书郑敦谨前往江宁彻查。因涉及政局稳定,故而草草以张之万的说法结案,并留下“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辞职报告告老还乡,故而这个“刺马案”从此成为一大迷案。
张汶祥为报私仇“该犯供词,尚属可信”——张之万揍报《清史稿》按照张之万回报朝廷的说法,张汶祥曾经是太平军余孽,太平军兵败后害怕被朝廷追捕,于是暗通海盗进行抢劫,但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大力捕杀海盗,张汶祥的同党大多落网,又由于其妻子被人掳掠,张汶祥递呈控拆时马新贻并没有受理,因此怀恨在心,动了杀念。而张之万在奏本最后这下了模棱两可的语言,显然有难言之隐。
这个回复显然不是慈禧想要的,因为这个说法很明显的是在维护刺客背后的主谋,张汶祥的身份如果是太平军余孽和海盗的话,即使遭遇妻子被人掳掠的事情也是不敢向衙门告状的,再者就是马新贻只是未受理案件,如果想要报仇,何不直接杀了掠夺其妻子的人呢,这种风险肯定要比刺杀朝廷一品大员更低,并且刺客在刺杀成功后大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朝”的口号,这背后更加扑朔迷离,于是慈禧太后再令刑部尚书再赴江宁重审此案。
“投名状”版本在郑敦谨查案时,听闻马新贻死前喊出一句“找着了”,这个引发了当地流传的马新贻渔色负友的说法,这个刺杀马总督的张汶祥正是其结拜兄弟,他是在咸丰年间,与朋友曹二虎、石锦彪加入捻军,有一次马新贻镇压捻军兵败,被张汶祥与曹二虎抓获,正逢张曹二人欲投降清军,于是借机救了马新贻投了清军。后来兄弟三人被编入军营,马新贻以其号“谷山”为名称为“山之营”,张汶祥便成了其营官,由于兄弟合作屡立战功,马新贻便一路扶摇直上做了大官。曹二虎的老婆是个美女,马新贻便起了色心,张汶祥便告知曹二虎商量对策,但马新贻先下手为强,杀了曹二虎,张汶祥随即逃之夭夭,并发誓要为二虎报仇。此说法也成为民间戏曲的素材走向舞台。
而马新贻死后,其小妾郑氏上吊自杀,这也成了这种说法的证据。加之当时市井流传马总督遇刺倒下后还对周边侍卫交代不要难为凶手,这更加成为其认识凶手的证据。但马总督之子马毓桢交代,父亲是山东人,带有山东口音,遇刺前喊的并不是“找着了”,而是“扎着了”,并表明父亲只有两房妻妾,均已年过四十,没有美女小妾,故而此种说法不攻自破。
幕后大佬曾国藩此处猜测时,也是根据马毓桢的交代,其父亲在临终之际,交代后世时说:“不得进京告状,忍气吞声方能自保”。这就说明了此案的幕后主谋是两江总督都惹不起的人。由于马新贻是接替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而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看似升官,但实际上是朝廷的牵制手段,故而曾国藩的可能性比较大。
曾国藩在两江的势力十分巨大,其组织的湘军是剿灭太平天国的绝对中坚力量,但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湘军的势力就成了清庭统治的最大威胁,虽然曾国藩裁撤湘军番号,但只是遣散部众,但江宁时称“湘半城”,也就是说湘军大部分人还是留在了江南地区,想要重新组织起来轻而易举,故而才有了慈禧的人事调动。
但马新贻到任后,曾国藩的心腹部队长江水师公然在江面掠夺往来客商,故而引起马总督的不满与制裁,他所用手段便是提供大量财政支持给予李鸿章的淮军,削减长江水师的军饷,以形成力量上的制衡,这便引起了湘军体系的强烈不满。
“请飭会国藩速行查明曲直,秉公办理,以释民疑,请飭整顿,以长江水师要紧。”——《清史稿》当“天津教案”爆发时,英法等国军舰来往大沽威胁清庭,马新贻为时局着想,向慈禧提出调派长江水师防御苏沪沿海,此提议正合慈禧心意,因为这样就能将长江水师的控制权交给自己的心腹大臣马总督。这样一来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利益便收到损失,毕竟长江水师关系到整个长江流域的航运与走私,是一条巨大“产业链”,且黄翼升又是曾国藩亲信。两人矛盾因此事激化,在慈禧督促马总督整顿长江水师时恰好马总督遇刺,这件事似乎与黄翼升脱不了干系,那么即使此时督办“天津教案”的曾国藩抽不开身主使,那也难逃干系。
“伪宫,伪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贼库者。除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有。”——曾国藩揍报《清史稿》后根据马总督之子交代,慈禧令其父到两江接替曾国藩时还有一道秘令,那就是令其查明“天国圣库”,这是太平天国时期集举国之财富于一库的制度,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国库,据说寸有一千八百万两白银,而当湘军攻战太平天国天京后,曾国藩上报没有国库,只有两个玉玺和一个金印,剩下的被付之一炬。这个是慈禧打死都不会信的,这个财富如果被曾国藩私吞,他将拥有足够推翻清庭的财富,故而秘令马总督彻查此事。
从此看来,刺马案的主谋最大嫌疑就是直隶总督曾国藩。而马总督遇刺时,清廷向安徽巡抚英翰发出指示,整顿地方治安和长江防务,这明显是防范长江水师反叛的动作,这也透漏出慈禧与曾国藩之间的博弈。故而郑敦谨明白其中的真相知也不能言,张之万之所以作了那样的汇报,也是明白其中的厉害,如果道明真相就有可能激发湘军体系的暴动,这样是直接威胁国本的,既然马总督已死,那就没必要在严查下去,于是就有了开端的结案供词。慈禧最后也“默认”了这份供词!
1978年夏天,苏联克格勃在经过30多年的排查寻找之后,最终抓获了一名叫做安东尼娜·马卡洛娃的苏联妇女。
那么,这位女子是谁,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之一的克格勃,为何要花费30多年的时间来抓她呢?
(安东尼娜·马卡洛娃)二战之前,马卡洛娃只是一名普通的苏联乡村少女。高中时期,马卡洛娃选择了辍学离开家乡,前往莫斯科追寻梦想。1941年5月,纳粹德国举大军入侵苏联,马卡洛娃随即加入志愿兵,开始到前线做后勤工作。
1941年秋,德军一路摧枯拉朽,苏联军队节节败退。在维亚济马战役中,苏联军队的死伤和被俘人数超过百万。当时马卡洛娃所在的部队被德军全歼,而她本人也被炮弹震晕,陷入了昏迷。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死人堆里。为了回到部队中,马卡洛娃踏上了一段艰难的旅程。
在苏联居民的不断帮助下,马卡洛娃成功进入了洛科特。但此时的洛科特早已经被德军占领,马卡洛娃根本没有地方可去。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德军军人找到了马卡洛娃,并表示可以为她提供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非常简单,马卡洛娃只需要用枪处决一些犯人,既可以拥有免费的食宿,并且还能收获不菲的报酬。而这些犯人,其实就是苏联游击队队员和他们的亲属。
为了避免马卡洛娃产生畏难情绪,德国军人没有透露被处决者的身份。而马卡洛娃在短暂的犹豫后,最终接受了这一份工作。
(二战德军旧照)在第一次执行处决任务时,马卡洛娃喝了很多伏特加。当她喝得迷迷糊糊后,终于放开胆子处决了自己的同胞。而有了第一次之后,马卡洛娃也渐渐变得冷酷起来。一旦进入到工作状态,马卡洛娃便会默不作声地处死目标。哪怕她明明知道犯人就是自己的同胞。
在工作之余,马卡洛娃常常会精心打扮一番,然后参与到德国军人的舞会之中。有时候玩得开心了,马卡洛娃还会去监狱中瞧一瞧第二天即将处死的犯人。尽管有同胞用俄语向她求救,但马卡洛娃只会报以冷漠的眼光。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43年夏,马卡洛娃所在的布良斯克地区被苏联军队收复。苏军第一时间对为纳粹提供帮助的“苏奸”进行了清洗。然而,杀人如麻的马卡洛娃却偏偏逃过了一劫。
原来,早在苏军攻陷布良斯克之前,马卡洛娃就因为患上了性病,被送到了偏远地区的医院中进行治疗。
1945年5月,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国内兴起了一场惩治“苏奸”的运动。由于有大量逃出生天的苏联游击队员共同举报,马卡洛娃便成为了“苏奸”的典型人物之一。
(苏军旧照)不过,自从在布良斯克消失之后,马卡洛娃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苏军所掌握的情报,仅仅只有马卡洛娃的姓名和出生年份。在一段时间的搜查无果后,当时有不少人认为,马卡洛娃肯定是逃到了中欧和西欧的一些地区。
最终,马卡洛娃的资料被转移到了克格勃人员手中。克格勃具有强大的情报网络,他们先是排查了整个苏联,发现仅仅是和安东尼娜·马卡洛娃同名同年的人,就有200多个。随后他们又向当年苏联游击队中的幸存者进行了确认。在众多幸存者的帮助下,克格勃大体掌握了马卡洛娃的外貌特征。之后他们开始对目标人物进行逐一比对,不过却根本没有人符合。
直到1976年,终于才有人找到了破局的关键线索。有一名姓帕夫诺娃的莫斯科官员,在办理去国外的旅行签证时,写下了所有近亲的名字。这家的所有人都姓帕夫诺娃,只有一位女性叫安东尼娜·马卡洛娃。
而之所以会出现马卡洛娃这个姓氏,则是由于马卡洛娃在上小学时,忘记了自己的姓氏。她的小学老师只得以她父亲的名字马卡,把她的姓氏记作了马卡洛娃。之后这个名字就被保留了下来。
顺着这条线索,克格勃人员很快查出一名叫做安东尼娜·帕夫诺娃的女性,在1945年嫁人后,将姓氏该作夫姓金斯伯格,目前正居住在白俄罗斯一个叫做利普的小镇里。
随后,克格勃人员立即带上游击队的幸存人员,前往白俄罗斯进行指认。在逃逸了30多年后,马卡洛娃终于被抓获。
被抓之后,马卡洛娃希望法院能判处她三年以下的刑期,并表示可以离开利普。但法院拒绝了这一请求。最终,马卡洛娃于1978年8月被执行枪决。
(参考资料:《克格勃在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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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木投靠日本人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到底是叛变?还是打入敌人内部?至今仍无定论。
1939年,王天木调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为了挫败日本与“汪伪”在中国造成所谓的“部分和平”的企图,军统展开了系列暗杀行动,特别是在上海他策划暗杀了“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篆,使日本人感到建立特务机构的必要性,汪伪的“76号”特务组织由此脱胎而出,“76号”先要对付的正是军统的王天木等人。
1939年夏末,王天木遭逮捕,关押在极斯菲尔路76号,奇怪的是号称“阎王殿”的76号,一般人进去都要吃尽苦头,而王天木却毫发未损,三个星期后就被释放了,是招供叛变了?还是查无实据,蒙混过关了?还是李士群的放长线钓大鱼?总之,他又回到了军统。
王天木无缘无故的回来,引起了戴笠的怀疑,为了防患于未然,戴笠遂决定除掉他,有所提防的王天木在一次针对他的暗杀中侥幸逃脱,“你不仁,我不义”,王天木声称脱离军统,从此加入“76号”。是戴笠真要除掉王天木?还是设的苦肉计?这也成了个谜。
陈明楚也是投敌的军统特务,在39年的圣诞夜,他和王天木一起在夜总会玩耍,军统发动了一次袭击行动,陈明楚当场被打死,而刺杀陈明楚时,王天木刚好临时离开,是巧合?还是有意放过王天木?为此事,王天木遭到了李士群对他的严加审讯。
王天木在“76号”,还是提供了不少情报,日本宪兵根椐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了大搜索,逮捕了军统在天津地区的负责人曾澈,袭击了军统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其中有天津站站长陈资一,曾澈和陈资一均被立即枪决。
王天木的叛变,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促使了青岛站的头目赵刚义投降,青岛站被连窝端,特工名单、办公处和电台均落入敌手,由此波此到北平的办公地点,副区长周世光被杀害,甚至影响到了张家口、察哈尔、绥远、丹东、内蒙的国民党情报点,这些地方的情报系统几乎损失殆尽。如果说王天木投敌是戴笠使的苦肉计?那这个损失也太大了,如果不是苦肉计?那接下来的事又做何解释?
抗战结束后,王天木在北京西山藏匿了几年,随着国民党兵败逃台,王天木也去了台湾,如果是罪行累累,去台湾不是找死吗?这与常理不符,即使要逃,也该是香港或跑的更远些,他在台湾活的还挺自在,也没有什么组织找他麻烦,一直活到1990年,寿终正寝。到底是无名英雄?还是投敌叛变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有个明确的答案,或者永远是一个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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