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1. 大家觉得早生孩子好还是晚生孩子好呀
2. 敢不敢生三个孩子
3. 专家建议公民按一定的工资比例缴生育基金，如该制度执行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大家觉得早生孩子好还是晚生孩子好呀

早生孩子与晚生孩子那个好，本人见意:肯定早生好，若18岁一23岁结婚生子，出生的小孩体质较为优良，对老、中、青、幼交替又适中，减少了老少的生活压力，若20岁做父亲，41岁做爷爷，62岁做太爷，如此类推，人丁强壮又优秀，真是兵強马壮。

敢不敢生三个孩子

敢与不敢在于政策，也在于地域。如果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在就医上学和奖励方面有好政策，生个孩子负担不重，反而带来好处，多子多福吗？为什么不生三胎，四胎也行！

城市压力大，估计不敢生。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生三胎的可能性大。过去为了生个儿子，超生游击队都敢当，现在有政策了，况且有优惠，那么两个女儿的夫妻，非生一个儿子不可。

计划生育是国策，现在是夫妻的决策了，不敢生，是生活压力大。现在国家出台了新的好政策，况且马上会有配套的政策，为什么不生呢？

有个砖家主张生二胎奖一百万元，购房款减半，看似不可能，但也有可能。如一个西部人口在二十万的县城，一年多生三千个孩子，财政拿三个亿奖励，也可以去做，压缩了其他开支，扩大了住房上学内需，也是可行的。当然是有待于砖家论证研判。

生三胎吧，利国之事业！

专家建议公民按一定的工资比例缴生育基金，如该制度执行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专家”的建议，而非试行的政策。

对于很多所谓的“专家”而言，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只关注自己领域的问题，至于该领域与其他诸多领域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整体性的联动问题，则或是根本不懂，或是视而不见。

这篇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根据某度的资料显示，刘志彪和张晔二人均是经济学领域的教授人才，我愿意相信两位教授在自己的领域内具有相当高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内容显然不应当仅局限于经济数据和经济变化在宏观上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能力。

任何学科的最崇高价值，都是在于提升全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精神追求，归根到底还是人这一主体的衡量标准。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如果仅考虑如何通过经济手段在宏观上调整问题，而忽略了微观层面下对于公民个体的关怀，那么仍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的议论和不满。

最初二胎政策的放开，其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即将到来的中国老龄化问题，以及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因失独而造成的终身痛苦等。

老龄化问题成为困扰很多国家的宏观问题，因而很多发达国家对于积极生育的家庭，给予各种诱人的福利，并且生育越多，所给予的福利待遇越丰厚。

这种通过政策而确定的福利，就是宣传号召的手段，这种手段的根本在于不触及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情况下，令公民自发、自主地对政策进行响应。

而同样是行政政令，如果试图通过割裂公民的权利，强硬地在公民身上赋予更多的义务，而教条式地命令公民响应号召，这种行为就很明显将人当做了韭菜——每一刀割下去的都是人心。

生育权本应该是公民所享有的天然权利，在二胎政策放开后，公民有权利选择是否进行生育，以及生育一胎还是二胎。而为了解决老龄化问题，就建议国家政令性的给公民附加义务，这就很明显违背了权利义务关系，从法学界就会迎头遭到一通猛打。

作为经济学专家，在人口问题上很容易想到的，就是我国目前正在享受着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优势，而在我国科技的核心增长极尚未完全成熟起来之前，要想保有人口红利的优势，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保证人口基数稳定和小幅上浮。

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红利是否能够稳定保持经济的稳定甚至上行，这点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先例予以证实，但从现实的情况看，我国已经享受了太长时间的人口红利优势，即便为稳妥起见，部分经济学家也会将目光继续着眼于这一稳定的因素之中。

但必须明确的是，人口红利只是经济稳定或增长的影响因素之一，却绝不是决定因素或之一。发达国家的例子足以证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要依靠核心科技的创新能力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当然，对于部分经济学家而言，考虑如何创造核心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极，这个问题太过于消耗脑细胞，并且短期内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凑效，于是自然而然会将目光局限在人口红利这个传统问题上。

如果公民不愿意生育二胎，保证人口红利该怎么办——一刀切。

逻辑很简单，但这种做法只能是曲意逢迎，完全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如果采行政政令手段，用“以罚代赏”的方式要求公民生育二胎，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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