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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2023-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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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曲march是一种用步伐节奏写成的乐曲。原是舞曲的一种,多用在群众出场、退场的时候。十七世纪起,渐渐转入音乐艺术的领域。当时的进行曲形式,多为二部曲式;现代进行曲常以三段式出现,中段较抒情,以取得对比,用偶数拍作周期性反复,为行进做伴奏的一般为二拍子,强弱轻重交替出现,节奏明确,曲调规整,结构整齐。按内容可分为军队进行曲、婚礼进行曲、葬礼进行曲等。进行曲的代表作主要有:《义勇军进行曲》.《婚礼进行曲》.《土耳其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等。这些进行曲被广为传播。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是根据公木词、郑律成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改写成的铜管乐曲,乐曲从容不迫、坚定有力,体现了我军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威武雄壮的军威。《拉德斯基进行曲》的作者是“圆舞曲之父”老约翰施特劳斯,此曲具有英雄的性格,有强烈的感染力。演出时常获得很好的演出效果,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这首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恨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外侮面前勇敢、坚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田汉词聂耳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这部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后又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很多人对这首歌想追根寻源,报刊上也多次刊登过介绍文章,但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田汉同志于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的。不久,他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说法是田汉被捕前写的,在他的“凤凰的再生”文学剧本之后,他为了证实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确切,更真实,有人问过田汉同志,田汉同志说他也记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为此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据,夏衍同志在信里这样说:“这支曲子是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个电影剧本,到这一年冬天,“电通”公司向田汉同志征稿。田汉同志就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同志。1935年2月,田汉同志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志同意,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在处理主题歌歌词时,他仅仅修改了几个字,这就是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同志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歌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所以,其它关于这首歌剧作情况的种种谬传,都是没有根据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寄回上海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除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义通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经历了一段有趣的过程:1949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刘良模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李立三和郭沫若则对歌词中:”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有看法,认为需要改词,”田汉说:“该曲好是好,我写的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张奚若、梁思成则认为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原词含义深刻,为保持它的完整性,不必改。周恩来同志最后发言,他说:“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泽东同志表示赞同。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于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议室又召开了一次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参加会议,意见得到了统一。于是,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决定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提案,正式提交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审查通过。1949年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次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示正式判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軍进行曲不能随便播放。因为它是由聂耳作曲的雄壮的抗日革命歌曲,在建国前夕就已定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既然是国歌,播放时就要在一定的环境,一定的仪式下进行。所以平时不能不分场合,不分时间的随意进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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