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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明代北京保卫战，于谦为何选择“出城迎战”而非“坚城死守”
2. 1449年北京保卫战，于谦选择“出城迎战”而非“坚城死守”，是否为正确决策为什么
3. 历史上于谦是怎样保卫北京城的
4. 北京保卫战真实事件

明代北京保卫战，于谦为何选择“出城迎战”而非“坚城死守”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北方蒙古势力瓦剌部首领也先在土木堡几乎全歼了明军京营主力，俘获了明英宗。土木之变使明朝自明成祖时期建立的庞大的战略机动部队不复存在，此次战役后明朝迎来了其建国后最艰难的时刻，上下一片惊慌，所谓“时京师戒严，言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洶洶”。当年十月，在重建大元的野心推动下，也先率军长驱直入，进攻北京。明军在兵部尚书于谦的指挥下，奋勇抗争，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使明朝得以转危为安。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有赖于作战过程中明军将士作战勇猛、战术灵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战役之前，明廷做了充分的准备，为这次战役对抗瓦剌军提供了的保障。

首先，另立政府，稳定局势。土木堡之变是在八月十五日，而在当月二十九日，皇太后就批准文武官员的请求，命郕王朱祁钰继位。九月初六，朱祁钰登基，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使政府有了新的核心，使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流于失败。

其次，鉴于京师摇摇欲坠，必须立刻整军备战。在于谦的建议下，明廷先后选拔了如杨洪、罗亨信、罗通、朱谦等将领，并且调集了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入卫京师，并派员往京畿、山东、河南等地进行募兵训练。对于武器装备不足的情况，一方面让工部加紧赶制，一方面将南京的军械调入北京，“征南京内库军器三分之二”，还派兵到土木堡捡拾明军所丢弃的武器。

《国榷·卷二十八》正统十四年九月乙丑条：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奉命拾土木堡遗器，得盔六千有奇，甲五千八十有奇，神枪一万一千有奇，神铳六百有奇。《国榷·卷二十八》正统十四年九月庚寅条：宣府总兵昌平伯杨洪拾土木堡遗器，得盔三千八百有奇，甲百二十，围牌二百九十，神铳二万二千有奇，神箭四十四万，炮八百。

为了增加北京的粮食储备，将通州大仓的粮食全部运入北京，官军全部预先发放一年的俸禄。

第三，增戍关隘，形成梯次防御。于谦加强了古北口、独石、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隘的守备兵力，以达到节次消耗敌人的目的。就比如说紫荆关的防御战就为北京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五天时间。

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下，明军数量超过敌人数倍，士气重新振作的情况下，明军才有了与瓦剌军在北京城下决一死战的可能。

在具体的战术部署上，于谦采用了兵出九门，背城而战的方式抗击瓦剌军队。在这项决策做出前，部分人认为应该，军队上城死守，方能万无一失，如石亨认为应该“请毋出师，尽壁九门，坚壁以老之”。但是被于谦坚决否决，他认为明军应该正面迎敌，打击瓦剌的嚣张气焰。

《明通鉴·卷二十四》：谦曰：“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

但是，于谦之所以否决石亨的计划绝非只是打击瓦剌的嚣张气焰那么简单。选择“登城作战”的人只是一厢情愿的将瓦剌当成了乖宝宝，按照他们的设想，二十二万军队登城作战，瓦剌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北京城必然能守住，然后瓦剌军攻城不下，必然乖乖的回到北方蒙古草原，至此天下重新太平。

但是，如果瓦剌军不回草原呢？选择向腹地深入，摧残中原经济呢？如果也先的目光在长远一点，截断京杭大运河，使明朝漕运不畅，北京有几百万军民，粮食每天都在大量消耗，时间一长，不用瓦剌攻打，北京城就不攻自破了？要知道于谦把全国能打的二线部队全部调到北京城了，其他州县的防守必然空虚，也先的目的是很容易达到的。

再如果明廷坐拥数倍于敌的军队于北京城内龟缩，面对瓦剌军的抢劫事不关己，社会秩序肯定会失控，百姓一定会对政府失去信心，那时候才真的是大势已去了。还不如趁着也先以为明军精锐消耗殆尽，利用其虚骄自大的心理给予痛击，使其不敢再犯。

何况于谦的“出城迎战”并不是无脑式的与瓦剌军正面对冲，而是背城而战，仍然是基于守，在防守牢固的情况下适时出击。列阵于北京城外的明军以步兵为主，而“背城而战”的战术选择是当时以步兵为主的明军对付以骑兵为主的瓦剌军最有把握的方法：一方面背靠城墙可以掩护步兵方阵的后方，防止骑兵迂回包抄；另一方面，步兵方阵在应对骑兵冲击的时候可以得到城上火力的支援。就比如说盛庸和铁铉在靖难之役中“简阅精锐，背城而阵”，大破燕军。再如南宋名将刘锜在顺昌之役中选择“背城一战，死中求生”以五千兵马击退了金国的重装骑兵。

可以说背城而战的战法运用于北京保卫战是相当成功的，在西直门与瓦剌军作战的孙镗就与城上火力密切配合坚持到增援抵达，“信与都督王通、都御史杨善城上鼓噪，枪炮佐镗”。

所以说在当时于谦兵出九门，战于城郊的决策是相当正确的。

当然，明军能获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瓦剌确实有可胜之势，就比如说这位蒙古太师也先，如果在土木堡之变后，趁北京人心惶惶之际，马上就发动进攻，恐怕就对明朝很不利，他发动进攻的时候距离土木堡之变有一个月，给了明朝准备的余地。

不仅时机选择不对，瓦剌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他两大势力脱脱不花和阿喇知院与也先貌合神离，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也先自己造成的，也先确实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是他实在是缺乏一个做优秀领袖的素质，他的自私和贪婪很是致命，有着“有福自己享，有锅大家背”的作风，所谓“而南犯之利多归额森，害则均受之”，这当然会引起队友不满，何况脱脱不花身为蒙古大汗，非常渴望摆脱也先的控制，最好于谦能将也先干掉才符合他的利益。这两位在北京保卫战中基本出工不出力，不能有效配合，也削弱了也先内犯的力量。

明廷在强有力中央的组织下准备充分，造成了“先为不可胜”的态势，而反观瓦剌错失时机，内部不和，这场战役最后以瓦剌败退，明军胜利而告终。

引用文献：《国榷》、《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449年北京保卫战，于谦选择“出城迎战”而非“坚城死守”，是否为正确决策为什么

在1449年关乎大明国运的北京保卫战上，一桩见证了大英雄于谦卓越军事才能的事实，就是他拒绝了满朝文武“坚城死守”的呼声，坚决将部队屯兵在城外，依托坚固城墙，与瓦剌进行硬碰硬野战。

乍一看去，于谦这决定，让人不可理解。兵法都说“其下攻城”，北京城经过半世纪经营，城池出名的坚固，又新增二十二万援军。瓦剌野战势力强悍，又是士气正旺。何必扔下自家优势去死磕？只要牢牢守住城池，把瓦剌耗走不就行了？但事实是，于谦的抉择，才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城高池深”的北京城，一旦选择“坚城死守”，必然守不住。

北京城的特点，是“城高池深”，外围就座要塞城门，各个坚固无比，看似固若金汤，却其实也是最大弱点：当时已有百万人口的北京城，城市面积也十分大，遇到守城战役时，防线也就拉得十分长，别看手里有二十二万部队，分布在九个城门上，就是严重不够。

何况气势汹汹杀来的瓦剌大军，绝不同于之前的“游牧骑兵”。当时瓦剌的攻坚能力，早已轻车熟路，攻北京前攻打紫荆关，也是一顿狂攻后就拿下。通过多年走私买卖，他们更拥有大量明军铳炮火器，一旦他们集中兵力，狂攻北京城一点。城破国灭的浩劫，绝不是开玩笑。

而且就算瓦剌畏惧北京城坚城，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但别忘了北京有百万人口，先前储备的粮食远远不够，全要靠漕运来不给。倘若瓦剌切断了漕运线路，对北京城来个围点打援，不但可以源源不断补充给养，更会将北京城困到弹尽粮绝。哗变之类的动乱更有可能发生。倘若那样，就是不攻自破。

而比这后果还严重的，就是第二个原因：如果瓦剌大军绕开北京城不打，转而对内地进行疯狂劫掠，那将是堪比北京沦陷的灾难。

在准备北京保卫战前，明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兵调粮，周边的粮草，以及山东河南江苏各地的漕军运军备倭军，几乎全数云集到了京城。北京城的防御无比坚固，但中原各地的防御，其实也无比空虚。倘若明朝“坚城死守”，瓦剌调转马刀，侵扰山东河北各地州县，至少黄河以北都会遭够荼毒，中原地区极可能大乱。类似的景象，可以参考明末八旗破关侵扰时，明王朝“坚城死守”，不敢作战的后果——数十万百姓被掠，中原州县伤亡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明王朝如果“坚城死守”，恰恰是对国家民族的不负责。

最重要的原因是：以明王朝增援北京的二十二万部队实力，完全有能力击败来犯的瓦剌军队。与瓦剌进行主力决战，正是时机！

在土木堡惨案爆发前后，明王朝的军事实力，其实还是非常强大的时期。土木堡战役的惨败，说到底来自明英宗的作死指挥，而非明军战斗力问题。北京保卫战前，明朝增援北京的部队，基本以山东江苏河南的漕运军备倭军为主，其中不乏有作战经验的好部队。士气也无比高涨，正可与瓦剌一战！

而最有利于野战的，则是北京城的防御态势。虽说北京城城大战线长，但城池上装备的劲弩火器，完全有利于部队依托城池，阻击来犯的瓦剌部队。步兵为主的明军，也正好可以屯兵坚城下，发挥自身防御的优势。有限的骑兵部队，则可以作为机动兵力，防御中随时增援。

可以说，于谦的这一系列安排，绝非是头脑发热，相反却是一套缜密的积极防御战略，并被接下啦的实战验证。

更为重要的是，于谦选择的，也并非简单的“依托城池防守”，而是给瓦剌一系列组合拳。先是在瓦剌到来之前，展开大规模清查，把瓦剌潜伏在北京周围的细作，一股脑全抓了出来。杀气腾腾的瓦剌大军，还没开打就断了耳目。战役开打后，于谦更是巧妙设伏，诱引瓦剌精锐进入德胜门，一顿火器轰炸，将这支瓦剌骑兵里的“尖刀”队伍彻底打废。被打弯了尖刀的瓦剌军，这下攻击力大减。

然后，就有了后人熟悉的，热血澎湃的一幕，依托坚城的二十二万明军，战至流血凝肘而不退，以血战到底的冲杀，把骄横的瓦剌大军打的大败，甚至连瓦剌人眼中待宰的明朝百姓们，也手持砖头上城血战。万众一心的血战，终于打得瓦剌军仓皇逃跑。一场眼看要滑向深渊的明朝国难，就这样被力挽狂澜。

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不止是京城军民的浴血，更有担当重任的大英雄于谦，那卓越的军事智慧！

参考史料：《明史》《明实录》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历史上于谦是怎样保卫北京城的

大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亲率明朝精锐大军二十万及六部九卿主要官员北征瓦剌，大军行至土木堡时遭遇瓦剌大军埋伏，明朝大军全军覆没，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虏，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让明朝政府大伤元气，明朝成祖以及仁宗、宣宗时期积累的大量财富和军队致辞付诸东流，土木堡之变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然而，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最让明朝政府头疼的，实际上还不是明英宗的被俘，而是元气大伤的明朝政府如何应对接下来瓦剌大军的进攻，就在满朝文武纷纷头疼的时候，一个站出来振臂一呼的人让朝堂之上的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他就是兵部尚书于谦。

当时明朝朝廷面对的形势极为严峻，面对瓦剌大军即将进攻北京的现实，一方面，明朝的皇帝捏在瓦剌人手里，大明朝臣群龙无首，另一方面偌大的北京城中，出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外，几乎没有可用之兵。这样悲惨的现状就是摆在于谦面前的真实情况。立志坚守北京的于谦基于这种实际情况做出了如下几项决策：

一、拥立郕王为帝，粉碎瓦剌阴谋：

明英宗被俘后，明廷内群龙无首，太后皇后哭成一团，文武大臣顿足捶胸，英宗皇帝虽立有太子，但是太子住建身当时年仅2岁，这样的年纪如何能够驾驭当时波谲云诡的复杂政治局面，既然无法“父死子继”，那么久只能“兄终弟及”了，明宣宗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英宗皇帝，另一个就是郕王朱祁钰了，因此于谦在奏请并征得了孙太后的同意后，将郕王朱祁钰拥立为帝，即位的郕王就是历史上的明代宗景泰帝。明代宗的即位在当时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一方面是延续了明朝的皇统，另一方面则是粉碎了瓦剌企图挟持英宗要挟明朝朝廷的阴谋。于谦拥立明代宗即位实在不得不说是一招高棋。

二、驳斥言南迁者，力主坚守北京：

明代宗虽然即为称帝，但是当时的的明朝政府内部面对瓦剌大军的进攻犹如惊弓之鸟，以徐有贞为代表的明朝部分官员深恐明朝政府重蹈北宋靖康之变的覆辙，因此极力建议明代宗将京城南迁至南京，以避锋芒，一时之间明代宗也开始犹豫不定。对于这种不利于抗战的言论，于谦予以了坚决的驳斥，他说出了那句：“言南迁者死！”的著名宣言，于谦认为北京为天下中心所在，也是明朝宗庙社稷所在，一旦南迁，必然会引起巨大的连锁作用，不仅民心军心不稳，明朝政府还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南宋。因此于谦坚决反对南迁都城，主张坚守北京。明代宗也被于谦的坚持所感动，因此开始坚定了坚守北京的决心，就这样，明朝内部君臣在守城与迁都的争议中达成了一致。

三、急招各地军队，火速进京勤王：

由于明英宗御驾亲征时带走了明朝所有的精锐之师，因此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时，实际上北京城内属于无兵可用的尴尬状态，面对这种情况，于谦奏请明代宗，请求皇帝下诏，召集天下军队火速进京勤王，就这样，明朝各地的军队在在最快的时间里赶到了北京。于谦的抗战举动还深深的感动了北京城内的明朝百姓，全城百姓积极支援朝廷抗击瓦剌，家家户户有人出人，有物出物，北京城内的商户们还为军队捐了不少物资。

明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君臣上下一心，百姓拥护朝廷，军人誓死守城的情况下，最终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可以说，这场胜利，于谦是第一功臣，正是因为他的坚持，才使明朝没有重蹈南宋的命运，也正是于谦，在大明王朝最危难的时候扶了一把，于谦不愧为力挽狂澜的能臣，也是忠于朝廷的中忠臣。

原创：历史微书

北京保卫战真实事件

北京保卫战或称京师保卫战、明京师保卫战、北京之战、明保卫京师之战，是指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攻打明朝首都北京，明朝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开始的一场首都保卫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日，明军主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明英宗也被俘，土木之变使明王朝遇到严重的危机。危急之时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加强战备。

瓦剌军不甘失败，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明军佯装失利，瓦剌军追到土城，被潜伏在民居内的明军火枪手阻击，死伤无数，不得推进。加上天寒地冻，京师外围守军的奋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

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企图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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