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时期杖刑冷知识(古希腊法杖)(古希腊武器图鉴)
5942023-09-09
大家好,关于魏晋时期人们的基本行为礼仪是怎样的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历史上魏晋的冷知识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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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骨)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骨)”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对于魏晋玄学、魏晋清谈和魏晋风度,我曾经像您一样困惑,尤其在我读了罗宗强、马良怀、汤一介、余敦康、许抗生等学者的书之后。最终,我选择了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理解。
先说魏晋玄学,国内学者对于魏晋玄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思路,一是把“玄学”哲学化,将其作为一股哲学思想来研究,如汤一介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中将“魏晋玄学”定义为:
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世务”和“事物”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
二是把“玄学”历史化,试图回归到历史本身来探讨“玄学”的由来和发展,如王葆玹在《正始玄学》一书中将“魏晋玄学”定义为:
玄学是南朝官方的重要学科,并以王弼的学说为主要内容。
读到这里,我们还是不太明白玄学是怎么回事,于是,我要郑众推荐一篇拨云见雾的文章了:《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唐长孺先生要言不烦,从政治背景与思想的关系来谈玄学产生及其演变问题。
他们都是根据儒家以外的理论针对着名教加以批判、分析、辩护以至纠正。整个的问题就是像东汉所提倡的那种名教是否还有用,甚至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假使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应该怎样维持统治者的秩序?
这是玄学产生的原因。
魏晋玄学家抬出道家来有两种意义:一是重新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实质是要削弱君权,放任世家大族享受其特权;其二是一些不得意的士人,以愤世嫉俗的心情提出自然来反抗当局提出的名教的态度。
王弼、何晏主张名教和自然统一,嵇康阮籍主张对立,郭象调和。这是玄学的演变。
再说魏晋清谈,据唐翼明《魏晋清谈》一书的定义:
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这个定义是我比较认可的,但又不可避免地讲清谈窄化。因为“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这一点,排除了品评具体的人物时事的内容。我是赞同从清议到清谈的转化的,参看唐长孺《清谈与清议》。唐翼明将品评具体的人物时事的内容定为“清议”,其实“清议”只是当时的谈论的一种,其他种类参看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
最后说魏晋风度,宁稼雨在《魏晋风度》一书中,有一个副标题: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如果把这个副标题里的文人扩大一下,把武将等其他人士包含进来,便是我理解的魏晋风度。这里区别风度与否的标准是“文化意蕴”。凡是符合“文化意蕴”的生活行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称为魏晋风度。但这个“文化意蕴”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审美意识。用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一书中《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的话说:
这唯美的人生态度还表现在两点,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二则美的价值是寄于过程的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态度。
相比之下,马良怀在《魏晋风度研究》中给魏晋风度下的定义,就显得空洞而不易把握。
最后,除了上面提到书,再补充几本:
0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
02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
03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
04王葆玹:玄学通论
05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所谓魏晋玄学,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观念应出自《老子》,王弼注《老子》时,曾提出“玄者,物之极也。”“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乃是探索万物根源、本体等层次的观念。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相关论题,魏晋人又称为“名理”之学,详加分析事物观念,考究“形名”、“言意”等论题。
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牵涉哲学上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都是前人未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控探讨的问题。其主要讨论内容有:(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四)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五)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六)声无哀乐的关系问题。
礼仪?或许正规场合还需要正襟危坐,但魏晋的礼仪,经常就是没有礼仪。这和那个时期的士风有直接关系。
谈魏晋文化,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清谈,但那并不是魏晋的真正士风。严格地说,魏晋的士风分为若干个阶段。首先是魏国的建安七子时期,这帮人秉承汉时的知识分子传统,积极评议政治,对当时以刑名之学治国的政府大加指责,因此很不得统治者喜爱。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知识分子的声音就被压下去了。迫于朝廷的高压政策,魏晋的知识分子只能以存身为先,而偏偏又碰上了战乱的年代,人命如朝露,他们只能藏起苦闷的心情,选择乖张的行径和与现实无涉的清谈,作为人生的寄托。这种情况下,谈礼仪就显得多少有些虚伪了。
说他们乖张是有理由的。比如阮籍: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先是不避男女大防,又直入陌生人家丧礼大哭,要换成后世理学的孝子贤孙看来,行迹近似于疯子。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放浪不羁并没有让少妇的夫家暴跳如雷;去见嫂嫂话别的举动,最多也就是被讥讽一下而已。可见那时候,人们对这种虚礼远没有后世那么看重。
晋以后是门阀的时代,加上经历战乱,王权并不非常强大。士族阶层拥有很大的权利。在衣食无忧的经济优势下,士子们的贵族精神被大大地激发出来。虽不像魏时士子那样放浪形骸,但和后世相比,两晋士子们可能是最不讲究繁文缛节的一代知识分子,飘逸而随兴是他们的特征。比如下面这段出自《世说新语任诞四十九》: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这是说的东晋的事情。桓伊那时已是桓温大将军帐下重臣,初为司马,后拜淮南太守,王子猷叫人上去拦下他,要他吹奏一曲,一点没客气;桓伊也痛快得很,下车就献曲。三曲奏罢,两人也不搭话,回头就走。要按明清两代的观点,就算是你是王羲之的儿子,这么让人上去拦着朝廷大员停下来吹笛子,怎么着也要办一个不敬朝廷命官的罪名;便是以布衣之礼结交,也得上来问个家世寒暄一下。但他们就这么理所当然地“客主不交一言”,会罢而去。在东晋,这就是平常的事情,而且按《世说新语》的记述,这种情况绝非个案。在他们身上,才能真正看到什么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千古之后,我们再也不曾见到魏晋士子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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